想到就说的东西。

大学生，有很多做志愿者的机会。各种活动，各项会议，各个地方，都有做志愿者的机会。

中学生，没有这么多机会，不是能力问题。进了大学能力提升没这么快。学习压力大，因为目标是考大学。于是不会要求中学生做志愿者。当然，不是一点机会都没有。

话要说回来了，为什么要做志愿者？就目前两年不到的大学经历，我个人感觉有三个动力吧。

最主要的，大部分“自愿者”是出于一种责任感，和一种向社会证明自己的能力的目的。同时，通过志愿活动中的交流，达到自我锻炼，提高自己沟通、处事能力。做志愿者，一般都是要付出劳动的，因为看到自己努力的结果，而会产生一种自豪感，精神上的满足，自我价值得到了实现。与此同时，又会增添一份社会责任感。比如说支教活动。一旦你去了，看到那里的学校，孩子们，会心疼的。就算他们再调皮，再不听话，你也会想到要好好教课，甚至会替他们的未来担忧的。怀着这样的目的，对自己对社会都是一件好事。

另外，在某方面，做志愿者会给个人简历上添上一笔。无论是对毕业还是应聘，简历越丰富越好，是吧？起码别人见了你做了这样那样的志愿活动，就会感觉你是一个很有社会责任感的人，并且有一定的社会经验。无可厚非，付出了嘛，当然是会有一定的回报的。

当然，做志愿者还有方面的因素，就是物质回报。一般做大型的活动的志愿者，都会发一些诸如印有活动标识的制服或者帽子之类的东西（穿着戴着，似乎很神气，可能吧），还有的会提供午餐或是晚餐。甚至活动时间长的，有半天或者全天的经济不贴，几十到一百多不等。或者做志愿者时，因为工作的原因，可以搞到一些纪念品，或者免费到某些地方玩一圈。等等。大家一定有体会的，这也正常。社会上的人不是人人境界都是很高的，不给点小恩小惠物质刺激，不会有足够的自愿者的。

说这三条是动力比较合适，比动机好听一些。因为不大会有人只是冲着这其中的某一条而去做志愿者的，基本上都会受这三条的影响的，只是受哪个的程度更大一些因人而异。不过，无论你怎样想的，志愿者应该做的任务，要努力做好，不要敷衍了事，本末倒置。否则，原本是件崇高的事，就会变味的。

 

介绍一部片子，《我们的地球》，中央一套正大综艺每周在放。很好看。有许多镜头极为珍贵，拍摄者运用了种种办法，在不打扰自然界的情况下，记录下了自然界中发生的故事。

最近时间安排出了些问题，许多事情都来不及做了。感觉有点乱了～

郝柏林先生讲座――《奋斗与机遇》

2007-4-3

郝柏林 1934年6月生于北京市。1959年毕业于乌克兰国立哈尔科夫大学物理数学系。后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工作。1978年晋升为研究员、副所长。1980年11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。现任复旦大学物理学系研究员、博士生导师。兼任中国博士后基金会副理事长、陈嘉庚国际学会常务董事。曾任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副所长、所长。

 

一开场，当物理系主任介绍完郝教授的背景之后，郝教授就从讲台的椅子上站了起来。他说，他习惯了站着作报告。于是，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，73岁的教授就没坐下去过。

郝教授十分健谈，那真叫能侃，声音洪亮，而且极其风趣。开场，他就把自己比做布朗粒子，只是稍能控制一下自己的方向而已。
       我感觉一些大家，不管是否健谈，都具有某种人格魅力，对他人有这样那样的感染力，或者说一种激励。

这场讲座原本是物理系办的“人生导航”系列，可郝柏林先生却说，导航他不敢，也不想把自己的经历加在青年学生身上，因为他经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，而且，他说自己是“稀里糊涂航过来的”。

不过，经历虽不能重复，但可以借鉴。

1949年，15岁时，郝柏林就入了团。在入团以后的八个学期（初高中）里，做了七个学期的学生会工作，副主席，主席都做过。由于工作，他经常“因工旷课”。一次初二时的化学考试，试卷发下来，卷面上写着75分，但他自己加了一下总分，59。他去和老师说，老师却拿着卷子，当着全班，说，郝柏林要把75分改回59分，大家说要不要给他75分？全班鼓掌。郝柏林大受感动。从此，工作学习两手都不放。（他还笑着说，从前他们学校十点熄灯，只有办公室的灯晚上是不熄的。他利用职权，晚上开进学生会管的“伙食委员办公室”自修。）

18岁，在湖北高中入党。戏剧般的经历开始了。

原本他们高中流行这样一句话“冀高不入团，入团上师专。”（冀高即湖北高中，后来被改成师范专科学校）。于是他作为党员，可以直接上师专，不用高考。他已经决定投身教育事业了。但是，1953年，发了一条通知，“不准乱调学生党员。”于是进了高考考场。第一志愿，北大物理系；第二，北大数学系；第三，北大哲学系。由于他自感平时对学习抓得还是很紧的，很有信息。结果，榜上无名。但是接到了一个通知，到“俄二专部”报到。“俄二专部”即是当时公派留学苏联的准备部。突击了9个月的俄语，又经历了2个月的“忠诚老实运动”（接受组织审查），等到了宣布出国名单。结果，乱点鸳鸯谱，1954年9月进了苏联哈尔科夫大学经济学院矿山工业经济和组成专业。

“闹专业”。他原本是想学物理的。于是，郝柏林就在课余自学数学，还参加了理论力学的课外学习小组。他写的一篇关于理论物理的文章还得了奖，获得75新卢布（当时国家给研究生才70新卢布每月），全买物理书了。大二时经学长指点，他向莫斯科大使馆提出转专业申请，得到回复“就地转学”。他去找物理系主任，主任Lifshitz考了他两道数学题，给出评语“数学水平比物理系三年级的学生还好。”于是，1956年9月，转入哈尔科夫大学物理系。故平时的积累很重要，关键时刻，随时能应对挑战。

后来才知道，能够得到大使馆批复也是机遇。应该是从1957年起，留学生才能调整专业。但56年时，使馆已经觉得以前的专业分配不合理，有了调整的想法，所以才会允许他转专业。

转入物理系后，郝柏林发奋学习，把原本还要读的四年书（那时本科是五年制，他在经济学院学了两年，大三转入物理系，要降一级的），压缩在三年里就完成了。那时他的生活，他说，全由现在的老婆，当时的女友包了。

毕业论文也十分戏剧。导师是Mark Ya.Azbel，当时的苏联国家博士，很年轻，“极牛”。导师给了郝柏林几篇文章，郝挑了其中一篇关于金属表面红外光学性质的文章，发现了其中的一些问题，重新计算后，和Azbel谈了。Azbel就让他毕业了。他至今不知道，Azbel原本打算让他做什么课题。

1959年回国，赶上许多事。

1959.12.25~1961.10“高分子半导体会战”。在算一个方程时，郝柏林在北京图书馆，看一本法文版的书。抱着法语字典，看了三天才弄出来，十分辛苦。当然其中也有趣事。1960年4月，国家科委新材料会议（绝密级）上，郝柏林做了研究最新动态的报告，领导指示，要让听众“十分满意，一无所获”。任务很好完成了。

正当郝柏林准备继续深入研究高分子时，接到通知，到苏联做研究生。1961.10~1963.6，未完成的研究生经历。他在莫斯科大学物理系读书，导师是Lev Davidovich Landau(1962 Nobel Prize for Physics) 。但是，要跟他，必须先过十门“理论最低标准考试”（两门数学，八门物理）。Landau曾让一个花了两年才通过十门考试的中国留学生，直接回国教书，而不带他读研，理由是个人能力有差异，不能勉强。而郝柏林在通过了首轮Landau亲自主考的考试后，在复习余下几门课，准备在最后一门再次由Landau主考的考试中让他收下自己的时候，得到了Landau出车祸，严重受损的消息（正因为如此，Landau才被授予1962 Nobel Prize）。于是，没有机会跟从Landau了，换了一个导师，Alex A.Abrikosovol(2003 Nobel Prize for Physics)。Abrikosovol原本要郝柏林做生物膜，但由于公派留学，指定学习方向不是生物膜，身不由己，只好作罢。Abrikosovol到后来再没要研究生做生物膜了。所以郝柏林到现在一直反对指定方向的公派留学。后来中苏关系破裂，没学完就回国了。

在“乙项任务”（氢弹研制）的外围计算中，在计算高压下LiH晶体的比热时，用了国产104计算机计算固体能带。这种计算机只有10K的容量，在编程时能省一字就是一字，错了三次要写报告。就是这样艰苦。郝柏林教授现在谈起那个时候，说是中国科技的突破时代，在孤立和封锁之中创出了一条路。

后来郝柏林搞过计算机，导弹，京唐地震后主动要求搞地震研究。甚至在1976年接到《一号任务》（主席遗体无接触检测保存），弄了三个月，后来被中医保存法给取代了，没搞成，但在其中也学到了不少知识。

1980年，当选学部委员（即后来的中科院院士），46岁。

因为他扯得太厉害了，时间不够了，不得不提前打住。他在报告中讲了很多物理数学公式定律，听得我心里都发毛了，自愧自己学的东西都是在应付考试。

最后他说，机遇不可强求，只有做好准备的人才能抓住机遇。“不论顺境逆境，先投入战斗！”

 

答学生问，十分精彩。

在回答“你搞过那么多学科，那么多方面研究，对你有何影响?”时，郝教授说，路上低头的那么多人，没有一个是被知识压的

问人生的转折点是什么？

答：“闹专业”，转学。让他学了自己理想的物理，同时明白了，只有准备好了，才能抓住机遇。

问：谈恋爱和学物理的关系。

答：没有普式答案，也是机遇。

问：郝柏林教授曾经对研究生说，都读研了，要学会翘课。是否属实？

答：说过。要学会选择。但是自己当时是没机会，只好自学。不过自己还是很希望听好的老师上课的，那样收获更多。最最关键的是，无论是自学还是在听课，不要做自我安慰的事（即认为自己在这时候听过课了，或是看过书了，其实没有效率），在一定的时间里不管怎样做，一定要有收获！

问：做学生会工作对他的影响。

答：培养了自己“见什么人说什么话”的能力，以及能够很快让别人明白自己意图的表达能力。

问：现在郝教授转向生物方向了。从物理转生物难否？

答：先钻进去，研究问题，不用管具体的学科分类，不要考虑这是生物或者物理问题。

问：大学生是否要看科普书？

答：要看就看第一手的，不要看别人东拼西凑摘抄过来的。

问：比如学物理，要学到何种程度，才能真正开始做研究？

答：要找到合适的问题，时间不是关键。当然，前提是要有扎实的基本功。

 

两个小时在笑声，掌声，思考中度过了。奋斗，抓住机会。

听讲座，是让自己在忙着看书做题的时候，有个倾听智者的机会，给自己一个思考的时间。

复旦有那么多大师，是我们的福气。

      今天下午做了家教。帮人家补了点上课没听明白的东西之后，顺便帮人洗洗脑。

     明天下午继续开工，FXX要赶在五一前完成，看来任务紧迫。不过看着做好的部分，很是享受。顺便说一句，法拉力FXX会在4月份上海国际汽车展上亮相，有兴趣的可以去一睹风采。

     还有，我家最近在自制匹萨（当然，不是我在做）。我爸上星期刚做了几个，很不错的。今天继续，看看是否有所长进，是不是更诱人了。这可是晚饭呢。

听老师上课是种享受，尤其是有想法的那些老师。

上细胞学的老师讲，最近的西方家庭，在做胎儿的检查时，如果知道了孩子将来会得某种诸如唐氏综合症的遗传病，也会将孩子生下来，并且会比照顾正常孩子更尽力地照顾他们。他说，在某种意义上讲，那些患病的，智力以及外貌都发育不良的人，其实更可爱。因为他们永远长不大，一直是小孩子的状态。而人都是喜欢天真无邪的孩子的。一个人要是二十岁，甚至三十岁了，智力还是只有两三岁的，什么都不懂，不会学会精于事故，变得十分复杂，更受人喜爱。

细胞学老师又说，有些东西这本书上这样分类，那本书上那样分类，其实都只是人为了讲起来方便而弄出来的。生物体自己不会说，自己到底属于那类的。所以对有些东西，不必太在意什么是对的，什么又一定是错的，理解了基本道理就好了。我是这样理解他的话的。

生化课上老师说，要是有人把这样厚的一本书编成游戏，打完之后，大家就把书上的内容掌握了。大家听了都笑了。真有这样的好事，未尝不可，那是真正的兴趣引导学习，效率应该会很高。

教政治心理学的老师说，现在的中国有点忘了矛盾论。矛盾指的是斗争和统一。以前毛主席光注重斗争，现在搞和谐社会，有些人只注意了统一，搞“大一统”。比如说课程改革，先是在一些学校搞试点。可是，试点只许成功，从来不会失败的。因为听不进反对的意见。接着就是推广课改内容，把大家的教学方法统一起来。又如大学内的课程评估，比如申报精品课程，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要有电子课件，即ppt。但是这样一来，大学校园的一道风景线――板书就渐渐消失了。为什么不允许多样性的存在？现在就喜欢用一种东西去把其他的东西全都代替掉。

这样又和一位政治老师讲的东西相关了。他说，现在对“民主”“自由”的认识也存在着问题。什么是民主？罗沙。卢森堡说：“民主是异端的权利。”民主不是寻找赞成者，而是寻找反对者。民主的基本观点，也就是说，“少数服从多数；多数宽容少数。”当前第一点是毫无疑问的。“只给政府的拥护者以自由，只给一个党的党员以自由－就算他们的人数很多－这不是自由。自由始终是持不同思想的自由，这不是由于正义的狂热，而是因为政治自由的一切振奋人心的、有益的、净化的作用都同这一本质相联系。”自由是给人们表达自己观点的机会。

该政治老师又讲，何谓法治？中国古代就有说法，一要有“良法”，二要“守法”。不过，法治的中心不是百姓，而是政府。所谓良法，是政府制定的，法不完善，人民不服。而守法，更应该是政府首先要做到的。法治是让百姓明白自己的权利，培养百姓成为“刁民”，用法律维护自己应有的权利。他举了一个形象的例子，他要是自己想犯贪污受贿罪，还没有条件，因为没人会去贿赂他这个没有权的人。

还有一句话要讲，我很欣赏的，他第一节课上说的，“自己是怎么样的就是怎么样的，别先欺骗了自己再去欺骗别人。”

这地方真该死！错乱了好几天，上不去。总算现在暂时正常了。

昨天原本打算写点东西的，全给搅了。昨天的事，以后补上。

本周末可能会去春游，这里又要没人管了。

现在在机房感慨～